1932年，红四方面军突破重围，自鄂豫皖根据地西进川陕，进入四川北部地区，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在这里，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，还要与地方军阀作战，形势异常复杂。田颂尧、刘湘等川军头面人物接连出兵阻击红军，但在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下，接连失利。至1935年初，四方面军兵力扩充至8万余人，战斗力强盛。
但战争带来的不仅是胜利，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川陕苏区经济基础薄弱，经过连年征战，物资极为匮乏。要供养一支庞大的红军队伍，必须另寻出路。在此背景下，四方面军高层决定，以四川北部为依托，向川甘交界地带扩展，开辟新的战略支点。
1935年3月，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，同时打通新的战略通道，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。此役敌我力量悬殊，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统一部署下，投入红30军、红31军、红9军作为先锋，红4军为第二梯队。敌军方面，则由川军邓锡侯、田颂尧两部共52个团据守嘉陵江防线。嘉陵江战役打响前夜，徐向前在地图前眉头紧锁。川军两个军52个团沿江布防，红四方面军8万将士面临背水一战。
展开剩余79%3月28日清晨，战火燃起。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强攻，连续几日血战后突破敌阵，成功渡江，并向纵深展开追击。在第一梯队冲锋陷阵之际，红4军也在苍溪一带准备强渡江面。尽管红4军此时尚未投入最前线，但其负责大量辎重、物资转运，任务亦不可小觑。
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浮桥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小插曲，几乎酿成严重后果。时任四方面军参谋的杜义德被派往浮桥维护秩序。由于浮桥承重有限，他命令仅限人员通行，战马必须涉水横渡。然而，时任红4军28团团长的王近山，却坚持让自己的战马从桥上通过。他深知战马的重要性，更是与这匹马共患难多年，感情深厚。
桥头，两人爆发激烈争执。王近山寸步不让，杜义德急得满头大汗。眼见敌机临近，情势危急，杜义德果断开枪击毙战马，以解僵局。王近山怒不可遏，拔枪欲与之理论。两人对峙之际，徐向前赶到，听明原委后，当场训斥王近山：“你要马还是要革命？！”并勒令其向杜义德道歉。
这场看似偶然的冲突，却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。虽然初识相争，但“英雄识英雄”，彼此性格中的坦率、坚决反倒促成了之后的默契配合。
1946年中原突围时，已是中野6纵司令的王近山点名要杜义德当政委。战士们记得，在大别山暴雨夜的行军路上，王近山把唯一雨衣扔给杜义德："老杜管思想，淋病了谁做动员？"杜义德则总在战斗间隙，把缴获的香烟塞给这位"王疯子"。
1949年，两人随三兵团司令员陈赓转战西南，完成对西南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清剿任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第三兵团奉命入朝。因陈赓腿伤未愈，王近山出任代司令，杜义德则任副政委，二人继续搭档。
然而在朝鲜战场上，王近山的军事生涯却开始遭遇波折。
第五次战役后撤过程中，由于情报失误和指挥不当，导致180师被敌人合围，王近山在指挥部三天三夜未合眼，电报机按键上沾满血渍。杜义德默默泡好浓茶：“要处分咱俩一起扛。”
白马山战役前，面对38军军长江拥辉的谨慎建议，王近山拍案而起："打韩军还要等？"杜义德欲言又止，最终选择并肩执行命令。
当时38军原定突击作战计划被泄露，军长江拥辉建议延后战役，重新部署。但王近山自恃经验丰富，认为对手是早前打过的南韩部队，不足为惧，执意按原计划进攻。结果，敌军早已布防严密，38军久攻不克，伤亡惨重。这次失误加剧了他在军内的质疑声，最终导致其“代司令”职位长期未被转正。
1952年军队评定级别时，王近山和杜义德同为副兵团级。1955年，两人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之后，王近山担任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部副部长，而他的老搭档杜义德则调任旅大警备区担任政治委员。
然而，令人唏嘘的是，王近山将军晚年却因执意与妻子离婚而受到了严厉的处分，被下放到河南黄泛区的一个农场担任副场长。战争年代，他曾多次负伤，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，一些旧伤并未痊愈，在农场的艰苦劳动中，这些旧伤反复发作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他的老战友肖永银、许世友等人对他的遭遇深感同情，四处奔走，想尽办法帮助他重新回到军队。
经过多方努力，王近山终于离开了农场，调任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。从大军区副司令员到副参谋长，他的职务连降数级，境遇令人感慨。反观他的老搭档杜义德，在此期间职务却不断提升，先后担任了海军副政治委员、第二政治委员，最终成为了兰州军区司令员。
1978年，这位戎马一生的“王疯子”将军与世长辞，享年63岁。而他的老搭档杜义德将军则一直健康地活到了2009年，享年98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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